□杨健民
我的第三本诗集迟迟想不出书名，几位朋友贡献了不少的建议，觉得似可非可，模棱两可。终于有一天，突然一激灵，脑瓜里蹦出四个字：“因光而来”，顿时豁然开朗。
那个时候，我见到了什么光吗？
光，到处都在的。那天，我不知道在哪里读到了一句诗，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因为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我才注意到了／阳光。”我们每个人都沐浴在无知无觉的阳光里，被动地接受到了什么？这是日常的诗意，无始无终。真正的现实既是现实的，又是非现实的，就像出门那样，可能通往他人，也可能通往自身。卡夫卡说：“出门即远行。”远行意味着抵达远方的土地，或者是一个无所不在的完好世界。
对于光的理解，我一直认为：所有被照亮的世界，永远是光的抵达，包括可能会拐弯的光——我的第一本诗集于是命名为《拐弯的光》。拐弯的光是什么光呢？那就是慧光。数年前，我主持过厦门大学哲学系一位居士的博士论文答辩，他的博士论文是佛学研究的。后来，他在朋友圈写下一句话：“白日里，您或许可以忽视灯的重要；而有谁，能够阻止黑夜的到来？无常迅速，生死事大。慧光不启，何以心安！”即便是暗夜，照样有光在潜伏着——光线和黑暗相生相伴，相辅相成，必须是先有了黑暗然后才有光线。
因光而来——诗本身就是一个通往自身与他人的旅程，是因光而来的旅程。前几日，有个诗歌公众号选用了我的几组诗，要我写个“诗观”之类的话。我写道：“我觉得，诗人不需要什么诗观。诗观是虚的，只有诗本身是可能的。”诗其实不需要别的什么，只需要有光，有慧光。在伽达默尔的世界里，诗人所看到的世界，是一个“杂然共处”的世界，那里有光。
在确定了“因光而来”作为我的诗集名称之后，我从诗人和批评家敬文东那里得到了一种启示：我们的生活因为光的存在而富有意义，人也因为光的照耀而让所有的感官尤其是视觉得到充分展开。柏拉图将视觉视为哲学能够诞生的第一前提。埃马纽埃尔·列维纳斯因则说：“由于光的存在，世界才被给予我们，才能够被领会。”由此，在我看来，光不需要对话，它是“独语”的，是一道轨迹，在与“我”相遇的万事万物对话里，它才展现出最深远的意义。
博尔赫斯在《镜子》里写道：
上帝创造了夜间的时光，
用梦，用镜子，把它武装，
为了让人心里明白，
他自己不过是个反影，是个虚无。
因此，才那么使人害怕。
世界是被光照亮的，人也是被光照耀的；“夜间的时光”则是由上帝用梦和镜子制造出来的。上述二者，前者是现实的，后者是非现实的；前者是发现的，后者是虚构的——这就是光所赋予我们的二者并存和对称的语境。所以卡夫卡说：“虚构比发现容易。把极其丰富多彩的现实表现出来，恐怕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种种样样的日常面孔像神秘的蝗群在人们身边掠过。”在这里面，一直有一种意味深长的东西在荡漾——具象与抽象、有限与无限、遥不可及与触手可及的光芒。我由此又想起了保罗·策兰那句著名的偈语式诗句：
这个秋天将意味深长
在一个被“光”所赋能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都是“因光而来”的，我们的诗的“独语”都可能如同秋天那样“意味深长”。吉尔伯特断言：“诗是一种谎言”，他认为只有这样，真实才能被“说出”。这也是德加所说的：“他不画/他看到的，他所画的/要能让人们看到/他拥有的事物。”诗人描绘的不是现实，而是想象，是虚构，是对现实的感觉——这种感觉无论是日常的世界，还是悬浮其上的更高的现实，甚至魔幻的——都不是诗人最终的现实。现实已经被“因光而来”的感觉打破、割裂、离散之后重新凝聚了，升华为高蹈的新的现实了。
话说回来，我们生活中的哪一样不是“因光而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里有光，登泰山看日出里有光，峨眉山金顶看佛光也有光。就连我们看到的花和建筑也是有光的，甚至是“交替的”光。在厦门大学，凤凰花是有光的，它一直闪烁着一种明暗之间的色彩；厦大的建筑也是有光的，斜屋面、红瓦、拱门、圆柱、连廊和大台阶，都在明暗之间浮现出光来。美国著名建筑家路易斯·康说过一段话：“一根立柱，无光。两根立柱之间，有光。古希腊建筑是一个无光、有光、无光、有光……不断交替的过程。做一根从墙上倾侧而出的柱子，让它谱出无光、有光、无光、有光的变奏：这是艺术家的奇迹”——在视觉中心主义者看来，光和影，总是在不动声色地记录着生命的一切。这种光与影的“不断交替”表明了一种节奏感，同时也表明了：唯有光，才算得上是“造物主所创造的第一种存在”。
2017年圣诞节，我到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那是南半球最南边的一块陆地，被称为“世界的尽头”。虽然距南极洲还有2500公里，但是它是南极科考的必经之地，而且在每年6月到9月夜间，不时有绚烂的极光出现。如果说那个时候我是“因光而来”，似乎并不确切，因为那时节一般没有极光；但我确乎是追寻着神学意义上的“光”踏上这片土地，我想去遇见那些我没有遇到过的有“光”的东西。
这本《因光而来》诗集由卫垒垒博士精心分类、编辑，我感谢他。同时，我看见他眼里有光。因此我确信——
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因光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