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黄鹂

　　杨美煊伯伯离开我们已经两年有余了。父亲生前对他极为敬重，甚至不许我轻易打扰他，但在杨伯伯暮年，他家还是成了我在莆田的第二个家。每次回上海前，玉妹伯母总要颤巍巍去菜场采买，回来亲自做上一大包我最爱吃的炸豆腐，让我带上。我则微微焦急地边陪杨伯伯，边倚门张望：既怕她腿脚不利落，又难却她的厚意。出去游玩，才到晚上八点，杨伯伯就要连连打来电话，像担心一个小姑娘似的，催我回家。他走了，但这部《杨美煊莆仙戏文史论集》从此长在了我的心上。这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部著作，标志着他于莆仙戏剧本创作之外、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大成，开卷即见他胸中奇峰纵贯，一脉源自宋元南戏，弦管不绝；一脉从龟洋积雾中来，佛性本具。他的学术风格，在于融通。

　　首先，他融通了佛学研究与戏剧研究。他通过对中国戏曲不祧之祖《目连救母》及“旷世独存”于莆仙戏中的“目连前传”《傅天斗》等佛教剧目的研究，从莆仙戏目连戏的规模、情节、宗教思想、人物形象特性、舞台艺术与宗教仪礼的关系等各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以专业的佛学学养为莆仙戏是北宋杂剧、宋元南戏的遗响这一结论提供了根本而有力的佐证。在学术分析论证中，他借用因明学（东方逻辑学）术语等进行解释，通过对《张协状元》永乐本中引用《五灯会元》禅师语录的研究，将这部中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中国古代戏曲剧本诞生的时间从“不早于南宋中叶”进一步推断至“南宋晚期”；在学术田野调查中，他登高山、入古寺，与遁入空门的民国老艺人“靓妆铿”禅房谈戏……由于杨伯伯身世独特，曾经做过龟山寺的小招客僧，后又移锡至厦门南普陀寺，并负笈北上，成为中国佛学院的首届本科生，受业于虞愚教授。而虞愚教授曾从民国四大高僧中的太虚法师、印光法师。所以，他从一开始就站在高处：先是“须知诸相皆非相”，这才“能使无情尽有情”。这一点，在他的剧本创作中也有体现。1981年春节，赵朴初老先生来莆看了他的《韩贞姬》，便赞扬：“写得很不错，台词写得很好。这是我们新中国佛教培养的人才。这在全国戏剧界中，可能未有其匹！”赵朴初老先生将佛教与戏剧并举，以此来评价他，一定也感受到了“诸相非相”“无情有情”的辩证法在他思想中的闪光。

　　其次，他融通了诗歌研究与戏剧研究。他除了是剧作家、戏剧理论家，还是诗坛耆老。他本身善吟，诗、词、散曲，皆可信手拈来。因此，在学术研究中，他以唐代诗人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诗中“翠眉颦处楚边月，画卷开时塞外云”句佐证“变相”——唐代变文的表演形式，即用帛纸画上变文中的故事内容，讲唱变文时一幅幅展示出来，使观众边听边看。而莆仙戏《傅天斗》中，达摩引梁武帝登上业镜台，舞台上高悬画图，达摩边讲唱边掀开画卷，逐一指与梁武帝观看，正是这种唐宋“变相”程式在舞台上的遗存；又以南宋理学家林光朝的《闰月九日登越王台次韵经略敷文所寄诗》推想北宋杂剧经由“路岐人”在南渡后的流传；更从南宋诗人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中28首涉及南戏在莆演出的诗作入手，对早期南戏的演出场所、演出规模、艺术表现形式、社会影响等作了详细的钩沉与研判。这与明代徐渭引刘克庄“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证南戏《赵贞女》（明代高则诚据此改编《琵琶记》）始于宋光宗朝有异曲同工之处。

　　除学术领域，他又融通了古今。宋、元、明初的南戏剧目与莆仙戏传统剧目的比对研究是他学术工作中的重要一环。著名戏剧评论家王评章先生对他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作出了总结性评价：“除了对58个宋元南戏剧目进行一一比对，对明初南戏及未见于宋元南戏记载的古剧目，也从古抄本和戏联中一一钩沉，并对一些最重要的南戏古剧目和本剧种独有古剧目逐一进行比较、分析论述，为后来的研究者做了重要的清场开路工作。”在对《张协状元》永乐本与莆仙本进行比对的过程中，就体现了他古今融通的视野。他一方面从两剧本局式、文字、曲牌等方面进行详细的对比与研究，另一方面，20世纪60年代，他更访谈当时健在的民国老艺人，据老艺人回忆、讲述《张协状元》在清代自乾隆、嘉庆至道光、同治年间舞台演出、民间点戏评戏的实况，推论出这部在我国其他地区失传多年、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南戏剧本在莆田的流传历史，从而得出了南戏在浙江温州、福建莆田“流播影响双向性”的推论，真实还原了《张协状元》等剧目直至清季、民国仍鲜活出演于东南一隅莆仙戏舞台上的历史风貌。

　　他在戏剧学术上的融通之功，还表现在对近代以来莆仙戏剧作家、戏剧理论家、优秀艺人的传承、学习与融汇上。事实上，他是当代莆仙戏发展史的亲历者和记述者，不但参与了剧本的整理、改编、传承、研究，还总结、点评了莆仙戏艺人的风格、流派，见证、实录了现当代莆仙戏梨园师友的传承影响关系。在戏剧学术研究上，他对莆仙戏与南戏北曲、佛教文化等渊源关系的仔细搜求，源于朱国福等前辈的深刻影响。在熟悉莆仙戏当行本色语言、创作时极重戏剧性、对传统剧本创作法“搬戏簿”深具运用之妙上，他师承了陈文麟、祁宗灯、朱国福老编剧，在莆仙大地上扎根，在观众中扎根。应该说，他很好地做到了融通各家，融通雅俗：既能入于俚俗，重视俚俗，创作上为妇孺喜闻乐见，学术上重视田野访谈，甚至不放过流传民间、与戏剧活动相关的俗谚俚语，同时又以深厚而特出的学术根柢将莆仙戏学术研究上升到了相当的理论高度。

　　心怀正见，圆融无碍。杨美煊是融通了学科与事理、融通了时间与雅俗的，如此为文，如此究理，可称殊胜。百年以来，尤其是近四十年来，地域交流渐开，后又随着“不合适的改革”（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中国戏曲学会会长王馗语）的推进，对自身文化传统的不了解、不自信，“莆仙戏的传承者们自觉不自觉地放弃、改变着古老的科介体系”。此时来读杨伯伯，才知他沉潜陋巷，却以圆融兼收的视野、自觉自持的心态，延续着宋元以来中国戏曲文化最古朴、最优美的传统。好在高山流水，世有知音，他的学生方晓已是“莆仙戏真正的解人”（王馗评）。他是《杨美煊莆仙戏文史论文集》的特约编辑，历经三年，以近乎虔诚的态度，一力承担了这部书稿的编校工作，也从中得到了真传；王鸿先生同王评章先生一道，为书稿撰写了总结性的序文，其研讨之全面深入，可称锦绣，足见他们的苦心孤诣。

　　朋友们都很难忘记这位可爱里带点狡黠、带点通透的老人，而因历经世事人情、梨园觉海，他有时又显出些许淡远的忧伤。杨美煊走了这些年，但那高而微驼的背影和偏着头、可爱又带着点淡远忧伤的神情，总没有走远。杨美煊离开后，杨家哥哥新宇送我一瓶十多年的陈酿。当年订制的酒瓶上，印着他的自题诗：“故人邀饮逐杯空，纵望新街一色同。夜夜小楼频独酌，今宵难得醉相逢。”我不知道这位“故人”是谁，但感诗中襟怀萧散，便和了一首：“殊胜文章殊胜功，雪泥空对认飞鸿。抛卷凭栏长感喟，试研旧墨与君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