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国建

　　每到教师节，总会想起李老师——我少年时的引路人。这份恩情，藏在十几年的岁月里，从未褪色。

　　遇见李老师时，我正处在最叛逆的年纪。初二那年，父亲工作调动，我跟着转去陌生的学校。新班级的喧闹与我格格不入，课本上的字，像杂乱的符号，上课铃声，成了催我犯困的信号。第一次月考，数学只考了40分。试卷上的红叉像密密麻麻的刺，刺得我抬不起头。

　　班会后，李老师叫住我。她是我们的数学老师，也是班主任。“我看了你错题，不是不会，是没静下心学。”她递来一本笔记本，“这是我整理的基础题型，每天做两道，下周咱们一起讲。”我攥着笔记本，第一次觉得，有人没把我当成“差学生”。

　　真正让我记挂至今的，是那个飘着小雨的周三。那天早读，我和同桌闹矛盾，赌气没去上课，躲在学校后山的亭子里。风裹着雨丝打在脸上，我越想越委屈，眼泪混着雨水往下掉。不知过了多久，亭外传来熟悉的脚步声，抬头一看，是李老师。她没打伞，外套搭在胳膊上，头发湿了大半，贴在脸颊。“我找了你两节课，教室、操场都去了，还好想起你昨天说喜欢来这儿。”她把外套披在我身上：“跟我说说，怎么了？”我蹲在亭子里，把心里的委屈一股脑全说了——怕新环境、怕学不好、怕被人看不起……

　　李老师轻轻拍着我的背，像妈妈哄孩子：“咱们慢慢来，学习跟不上，我帮你补；和同学处不好，咱们一起想办法。你这么聪明，怎么会被难住呢？”雨停时，她牵着我的手回学校。

　　从那以后，每天放学后，李老师会把我留在办公室，从最基础的公式教起，一道题一道题讲，直到我点头说“懂了”。她的办公桌上总放着饼干，怕我饿；笔记本上的批注，比课本还详细，重点处用红笔标着“再想想”“加油”；有时我做题到天黑，她会陪我走到校门口，看着我坐上公交车才离去。慢慢地，我的数学成绩一点点往上爬，从40分到60分，再到期末考的80分。拿到成绩单那天，李老师笑着揉了揉我的头发：“你看，我说你很聪明吧？”她的眼睛弯成了月牙。那是我见过最温柔的笑。

　　后来，我考上了重点高中，再后来去了外地读大学，和李老师的联系渐渐少了，只在逢年过节时发一条祝福短信。去年春节期间，我特意去看她。她头发里添了些许白丝，眼角也有了细纹，不觉心头一阵酸楚。老师还像当年那样关心着我：“我还记得你当年躲在亭子里哭的样子，现在都长这么大了。”她笑着，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东西——当年我丢在她办公室的旧钢笔，笔帽上有我刻的歪歪扭扭的名字。“这是你当年落下的，我想着，你肯定会来……”我瞬间红了眼眶。

　　这份恩情，不是轰轰烈烈的大事，却是藏在每一道题、每一次陪伴、每一句鼓励里的温暖。让我知道，在人生的路上，曾有人为我撑过伞、点过灯。这份美好，我一辈子都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