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鸽子蛋”托育园，家长、育婴师和宝宝们愉快地互动。

　　晚上近7时，育婴师给家长尚未来接回家的宝宝们喂食。

　　在“哈迪宝贝”托育中心，育婴师、家长和宝宝们一起上早教课。

　　□全媒体记者 刘永福 文/图

　　10月17日下午，记者走进位于霞林街道顶墩社区的“鸽子蛋”托育园，1224平方米的宽敞空间内，感统教室、创意美术教室、空中活动操场等设施一应俱全。然而，与这“豪华”配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园区略显冷清的氛围。园长吴丽玉介绍，目前园内仅有31名孩子，而高峰期有160人。

　　“鸽子蛋”的境遇，是莆田乃至全国民办托育行业的一个缩影。2024年9月的《国务院关于推进托育服务工作情况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指出，2023年，全国民办托育机构占比高达89.5%，但托位实际使用率仅为46.7%。一边是许多有送托需求的家庭“望而却步”，另一边是众多托育机构陷入“收托不足”的窘境，形成了“家庭送托难”与“机构收托不足”并存的奇特现象。

　　“冰火两重天”

　　究其根源，成本是压在民办托育机构身上最沉重的石头。《报告》指出，民办托育机构主要依靠社会力量租用商业楼宇开办，房租和人工成本占总收入的75%以上。以“鸽子蛋”托育园为例，其每月托育费为政府调节价2000元，即便加上680元餐费，因面临高昂的场地租金、专业育婴师工资以及日常运营开销等，利润空间也有限。“前期投入多、运营成本高、投资回报周期长、抗风险能力弱”成为行业普遍痛点。

　　与此同时，收费与支付能力之间的鸿沟，将许多潜在用户挡在了门外。全国平均托育服务收费（不含餐费）为1978元/人/月，一线城市更是高达5500元以上。在莆田，尽管收费相对较低，但对于许多年轻家庭而言，每月两三千元的托育支出，仍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家长谢淑平选择“鸽子蛋”托育园，看中的是其延时服务至晚上7时和提供三餐的举措，这恰恰满足了其作为电商从业者作息不规律的需求。然而，并非所有家庭都愿意或能够为这些增值服务买单。

　　更大的冲击来自外部环境的变化。持续走低的出生率带来了“少子化”的宏观背景，导致潜在客源基数不断萎缩。而公立幼儿园纷纷开办面向3岁以下婴幼儿的“小小班”，凭借其收费低廉和品牌公信力的优势，直接分流了大量生源。市卫健委数据显示，截至8月，全市各类托育服务机构267个，其中公办托育机构仅有3个。然而，公立园的“托幼一体化”趋势，正不断挤压着民办托育的生存空间。我市多位民办托育机构负责人坦言，随着公立幼儿园普遍设立“小小班”，民办托育机构的发展空间“日益逼仄”。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幅图景：政策东风频吹，社会需求看似旺盛，市场上托育机构数量稳步增长（全国近10万家，莆田283家），运营者们却在高昂的成本、有限的生源和激烈的竞争中承受着压力，面临关乎生存与发展的“突围战”。

　　差异化竞争

　　在普遍性的困境中，一些民办托育机构凭借对市场需求的敏锐洞察和专业服务的深耕，开辟出独特的生存路径。它们的故事，为行业的突围提供了可贵的样本。

　　43岁的施雪芬是莆田民办托育探路者和奠基人。她创办的“鸽子蛋”托育园，在2020年拿到我市首家托育备案许可，之后又相继在市区创办了4家民办托育机构，仅“鸽子蛋”托育机构一家，高峰期在园孩子数就达到了160人。

　　“鸽子蛋”托育园的运营策略注重“时间”和“透明”。与公立机构“朝八晚四”的固定时间相比，“鸽子蛋”将服务时间延长至晚上7时，并为幼儿提供早餐和晚餐，实现了“三餐服务”。这对于双职工、多职工家庭而言，无疑是雪中送炭。此外，通过向家长开放实时监控，“鸽子蛋”托育园用技术手段建立了“可视化”的信任纽带，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长的焦虑与担忧。

　　位于市区中海国际小区的“哈迪宝贝”托育中心，则选择了另一条路——品质化与托早融合。该中心主任谢慧敏是高级育婴师、省级育婴师考评员，有着30年托育和早教从业经验。她介绍，该中心实行混龄班制，让婴幼儿在熟悉的环境中与固定伙伴共同成长，减少了升班带来的适应压力。更引人注目的是其近乎“奢侈”的师生比：42名宝宝配备了19名育婴师，比例接近1∶2。经过规范培训的育婴师，在应对孩子情绪、引导早期发展方面，展现出远超普通保育员的专业能力。

　　10月18日上午，“哈迪宝贝”的法人代表唐明，一名32岁的男性育婴师，正带领宝宝们上感统训练课。这里不仅提供全日托服务，还常设5个早教班，服务100多个宝宝。护士刘欣的女儿在升入公立幼儿园后，依然每周六回到“哈迪宝贝”上英语早教课。这种“托育+早教”的无缝衔接模式，成功抓住了像刘欣这样重视早期教育的家长的心。刘欣说：“家长们对于优质师资的认可，是哈迪宝贝生源全市最多的原因。”

　　施雪芬、谢慧敏坦言，两家机构的探索揭示了民办托育突围的几个可能方向：

　　服务延伸：打破传统托育的时间与内容限制，通过延时服务、提供餐食、开放监控等，满足家庭的个性化、精细化需求。

　　品质为王：在师资配备、课程设置上追求专业性与高品质，以优质服务构建核心竞争力，赢得家长信任。

　　业务融合：将托育与早期教育紧密结合，利用托育场景的自然延伸，开拓早教市场，形成多元收入结构，增强抗风险能力。

　　然而，这些突围之路同样伴随着更高的成本投入和专业要求。对于大多数在生存线上挣扎的机构而言，单靠自身力量难以持续。它们迫切需要外部力量的支撑，以跨越从“求生”到“发展”的鸿沟。

　　机遇与挑战

　　民办托育的困境，并非单纯的市场经济问题，而是关乎人口发展、民生福祉的社会事业。破解这一难题，需要政府、社会与机构形成合力，共同构建一个更具韧性和普惠性的托育服务体系。

　　我市相关部门已意识到这一点，并开始行动。市卫健委人口家庭发展与老龄健康科负责人黄双卿介绍，市委、市政府已将托育服务列入民生工程和促进三孩政策的重要举措。政策工具箱正在不断丰富——

　　规划引领：明确至2025年末千人口托位数达到4.5个的目标，并将其纳入多项发展规划。

　　财政补助：连续4年实施婴幼儿照护服务普惠项目，累计投入3310万元，支持建成普惠性托位4503个，并对普惠性托育机构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

　　降本纾困：落实托育机构享受居民水电气价格、税收优惠、减免国有房屋租金等政策。

　　然而，好政策的关键在于落地。目前市、县（区）两级均未建立有效的组织领导和议事协调机制，部门间协同不畅，导致“部分优惠政策贯彻不彻底”。此外，全市缺乏托育服务设施专项规划，存在“普惠比例偏低、空间分布失衡”等问题。

　　面对挑战，未来的路径逐渐清晰。施雪芬、谢慧敏的呼吁，代表了全市民办托育机构的共同心声。

　　首先，强化“公助民办”，切实降低运营成本。探索“社区嵌入式托育机构”模式，即由社区提供闲置用房或用地，并减免房租等相关费用，以“公助民办”甚至“公建民办”的方式，从根本上减轻机构最大的成本负担——场地租金。这需要政府层面加强统筹，盘活社区闲置资源，为托育服务提供物理空间支持。

　　其次，明确差异化定位，作为公立托育的有效补充。民办机构应牢牢抓住公立托育在双休日、寒暑假服务空白的机遇，及其在服务时间、内容灵活性和专业深度上的潜在优势。正如“哈迪宝贝”和“鸽子蛋”托育机构所实践的，在公立体系覆盖不到的缝隙市场里，创造不可替代的价值。

　　再次，加强队伍建设，提升行业整体素质。我市已推进在职业院校开设相关专业，并将保育师、育婴员纳入急需紧缺职业目录。下一步需完善从业人员在职培训体系，建立行业标准与认证，扭转“服务质量良莠不齐”的局面，重建家长信任。

　　最后，构建“1+N”服务体系，推动多元供给。着力构建以托育综合服务中心为枢纽，以托育机构、社区嵌入式托育、幼儿园托班、用人单位办托等为网络的多元化服务体系。这意味着民办托育不再是孤军奋战，而是融入一个功能互补、错位发展的生态系统之中。社区托育凭借其“就近就便”的天然优势，有望成为解决“最后一公里”送托难题的关键一环。

　　莆田民办托育的困境，是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成长阵痛的微观体现。它的突围，不能仅依赖机构自身的“绝地求生”，更需要顶层设计的精准滴灌、社区资源的有效盘活以及社会信任的逐步重建。当政策的阳光、社区的土壤与机构自身求变的种子紧密结合时，民办托育这棵幼苗，方能在风雨过后焕发生机，真正为无数家庭“托”起安心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