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健民
端午节前几天晚上，我又漫步到当年在厦大中文系上课的教室。适逢期末，教室里灯火通明，三三两两的学生坐在里面温习功课。我找到当时坐的座位，突然就感怀起来。
眼前浮现出一幕：周祖撰先生为我们教授屈原的《离骚》。他一边捧着讲义，一边摇头晃脑、一字一句地吟诵：“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謇朝谇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揽茝。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我们跟着磕磕碰碰地朗读，声调不一，一片混杂。我不禁“噗”的一声笑了出来，觉得那情景有点像哪部电影里出演的乡下私塾。第二天，周教授又来了，向同学耳提面命，逐个朗读《离骚》。我也提了起来，虽然每个人只分配几句，却读得我上气不接下气，跌跌撞撞地念断了好几处。
周教授教学认真，花了好几节课终于把《离骚》讲完了，他和我们都松了一口气。《离骚》是千古奇赋之绝唱，的确不好学。有人说：《离骚》至深、《九歌》至美、《天问》至奇、《九章》至朴，各有千秋。讲授《离骚》，得具有屈原那般“与日月争光”的阳刚之气，而不能以放浪形骸的“名士”之风去对待它。过去西南联大有几位有意思的教授，他们讲课不拘一格，有时会耍些小性子。闻一多是新诗人，不擅讲授古文。有次他给清华的学生讲训诂，认为“振”“娠”互通。有位同学认为他讲得没有根据，闻先生就发了脾气：那你说该怎么讲？课上不下去，闻先生就一周没来上课。他的“名士”之风不可避免影响到他的另外一些讲授方式，比如讲“楚辞”，他点燃烟斗，一打开笔记，就开讲：“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这种表达方式，算是机智，但却与《离骚》的氛围不合。
端午又到了。每一年我都会写下这样两句——
青蒲端阳，黄酒驱阴；
九歌在楚，天问在心。
《九歌》和《天问》都是屈原的作品。那年端阳，屈原在汨罗江纵身一跃，为后人诠释了“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的人生哲学。“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端阳的阳刚之气可能更加符合屈夫子的意志，一个“阳”字，隐含了中国文化太多的智慧。福建建阳五夫里是朱熹幼年居住过的地方，那里有座紫阳楼，几堵黄泥筑起来的墙壁，一直被视为朱熹的思想摇篮，他的许多经天纬地的观点就诞生于此。有典籍记载：朱熹幼年时，父亲朱松指着太阳告诉他：这是太阳。朱熹问：太阳依附在哪里？朱松说：太阳依附在天上。朱熹再度追问：天又依附在哪里？朱松大为惊讶，他意识到这个孩子的特殊禀赋。这种非同一般的好奇心，显露出朱熹早就贮存于内心的哲学家气质。
我忍不住又要提到流亡法国的德语诗人保罗·策兰了，因为策兰也是一头跃入塞纳河的。策兰当时被迫流亡，但是在他的语言思维中，“语言的流亡”是不存在的，语言的血缘已经让位于更冷静的思考。所以他的诗不仅成为往事在场的见证，而且成就了流亡后的“阳刚”的非凡气魄：“在你身上/话语的天平，文字的天平，家国的/天平流亡”。写作是策兰个人的事，却也成了一个流亡在外的诗人的命运。2011年底，我在巴黎塞纳河上那座策兰跳下去的米拉波桥边站了许久，想到了跃入汨罗江的屈原。后来我读到《保罗·策兰诗选》，从孟明的“译者弁言”里，明白了米拉波桥头那块铜铭上，刻的是阿波里奈尔为策兰写的两句诗——“塞纳河在米拉波桥下扬波/我们的爱情/应当回忆么？”这位同样富于阳刚之气的流亡诗人，他以“一个世界疼痛的收获”，赢得了奥斯威辛之后写诗的可能。他的语词的意义能指，如同“一阵风吹过/‘在那儿’和‘不在那儿’和‘时时之间’”，超越了一切诗学界限。今天，我们依然记住他那句名诗：“这个秋天将意味深长”。
我们纪念屈原，只是端午、端阳节的附加意义而非本义，或者说，我们在追寻一种文化意义。尽管端午节还可以称为端阳节、龙舟节、重午节、重五节、天中节、粽子节等，然而每每一到此刻，龙舟一动，阳刚之气就砰然升腾，一切都显得“忽若飙尘”。此时再去想起屈原跃入汨罗江的那一幕，我们心里似乎就不设防，双脚就再也迈不动江山。五月五端阳，历史的抛物线抛给我们的，依然是一种节日的意识形态，依然是一种可以掰开来说的文化行头。端阳之“阳”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世事攘攘，我们的内心驮的有可能是旧梦，或者是旧日的忧伤，但只要一想到《离骚》《九歌》和《天问》，我们体会到的一定是灵魂相望的那种感动。
这些年端午节来临之际，我都会无端地在脑海里闪现出这样一幕：数年前的一个端午，阳光灼热，一位高龄老婆婆佝偻着身子，坐在一座即将征迁的村口一张歪斜的石凳上，呆望着匆匆来去的行人。边上的推土机正在亢奋地来回穿梭着，老婆婆搭了个手棚，手指间漏下来的阳光，在她脸上印了一道道细细的光斑。她喃喃自语道：下一个“五日节”，该去哪里过呢？这情景让我想起日本福冈的一位老太婆，费力地从路边捡起一片红叶，谛视了许久，似乎是懵懵懂懂，又似乎是方始憬悟——那一刻她要珍藏的，也许就是抚弄落叶时所体悟到的禅意，让她重拾内心的平静。
端阳之“阳”万丈光芒，但只要有一丈属意于我们，哪里不是九歌在楚，天问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