咩咩 作
□刘力
总爱翻看自己文章的手稿，油墨香里能闻出半生写作的痕迹。从钨矿子弟学校的方格稿纸，到机关公文的标准信笺，再到退休后的生活随笔，数百万字的背后，始终有三盏灯亮着：那是贺威仪、王力农、邹新华三位恩师，用各自的光牵着我，从理科生的轨道，一步步踏进文学的花径。
初识文字的温度，是在大山深处的白石山钨矿。20世纪70年代，我在钨矿子弟学校读初中，教语文的贺老师是位年近半百、学究模样的女老师，不知为何从城里到山沟工作，总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袖口常常晕染着钢笔墨水。
那时的我满脑子都是数理公式，作文大多应付了事，直到贺老师单独收走我的作文本，几天后再回到我手里时，每篇作文都做了细改，扉页上多了行红笔字：矿山的风里藏着故事，要学会听。这话如钥匙开启了我的文学之门。
那以后，她总在课后给我“开小灶”。
我写母亲缝衣的片段，她逐字修改后，悄悄投给了市报。当印着我名字的报纸送到学校时，贺老师比我还激动，拿着报纸在校园走了一圈，逢人就说：“这是我班上的孩子自己写的”。
她带我逛矿山，从井口调度室到家属区的小溪，从运矿传送带到后山采石场，每到一处就让我动笔，“你看老师傅手里的茶杯，杯沿磨出了包浆，这就是作文”。那三年竟给我布置了数十个这样的任务。当我拿回全市中学生作文比赛二等奖时，她把奖状贴在了教室最显眼的地方，还开了个主题班会。
贺老师对我父母讲，这孩子作文有灵气，学好语文，其他功课也能通。此话一语中的，以后的中高考，我的作文都得了高分。离开白石山20年后，我收到一个辗转数人交来的文件袋，打开后流了泪，那是贺老师生前收集我发表的十几篇文章，篇篇都附着红笔的点评，我真真看见了她一片炽热的深情。
复得文字的精度，是在师大的梧桐树下。我考入数学系那年，满以为要与数字结伴4年，却因一篇小散文与校报编辑王老师结了缘。
那篇散文叫《数学系的黄昏》，投进稿箱时，3000多字满是青涩稚嫩。没想到王老师一点点删改到400多字，发表在校报副刊上。领稿费时初见王老师，他给我倒了杯水，还给我看原稿、修改稿。记得他说，“散文要有筋骨，多余的形容词就像数学里的冗余项，要果断删掉。”
后来，他把我招进了学生记者团，带我采访时说：“数学讲逻辑，中文重文字，要把两者糅在一起”。春节返乡前，他特意嘱我作文，“别写想家，写路上返乡人的心情，写家乡话，写腊肉挂在阳台的味道”。当我写出《异乡的春节》时，他连连叫好，改了稿，出稿的题目叫《家乡的年味》。这种事那四年发生了很多次。一如春雨滋润大地，也润湿了正在生长的小苗。
毕业前，他把我约到校园的草地上，细数我写作的进步，比自己发了文章还自豪。他笑着打趣说：“你可以拿数学、文学双学士了”。在我的毕业纪念册上，他写了两行字：你是力的化身，要懂万物的平衡。这句话不会过时，它伴随了我半生。
后来，王老师离开学校当了领导，但他一直在创作，我常常能从各种途径读到他亲切的文字。看到我的文章，他多次打来电话，从遣词造句聊到立意构思，电话里熟悉的声音总让我想起当年编辑部里的那盏台灯。
再品文字的广度，是在机关的公文堆里。我从大学讲台调到机关那年，邹科长刚从中学校长任上调来当我的直接领导。他不但擅长公文，还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作家，办公室书架上有他几本诗集、散文集，书架上还贴着他的手书：笔底有山河。
首次写总结，我按数学习惯列了密密麻麻的提纲，他却笑着说：“公文与散文一样有魂，逻辑是骨架，文字是血肉”。此后三四年，我们成了写作搭档。他提醒我，“每个单位都有闪光点，要学会发现”。
下基层调研，他让我记些口头禅，记群众的笑脸；写先进事迹时，他教我“以故事代替数据，用细节打动人心”。夜晚加班后，我们常在办公室的灯下，就着花生米和纯谷酒聊写作。他说：“数学系的人写公文，优势在逻辑清晰，补上了文字的温度，就一定是好文稿”，话语质朴得如良药。待分别时，我们互相改动的文稿已经有数百万字了。
那些年，我们一起完成了几十万字的公文，我的散文、纪实文学也陆续发表在各类报刊上，有幸数次与邹科长共版，有篇《坐看云起》获全国旅游散文一等奖，领奖时我已调离了机关，还特意把证书复印件挂号寄给了他，分享这份喜悦。
分别时，邹科长送我一套《写作大全》，弥补我未学中文之憾，还送给我一个蓝皮笔记本，里面是他多年总结的写作经验，扉页上写着“永远莫歇笔”。那以后的日子里，我们以书信、电话、短信、微信保持联系。我的散文《梧桐树下》写的是当年的科室生活，邹科长阅后说，“看了你的文章，就像看到了办公室小阳台外的梧桐树”。尽管梧桐树早已移走了，友情却伴着文字延续了几十年。退休后，他忙着带孙子，却从未歇笔，偶尔还会发表作品，字里行间还是当年的意气。
退休后，回望半生写作路，贺老师教会我“贴地行走”，王老师教会我“精益求精”，邹科长教会我“兼容并蓄”，三位恩师如三盏灯，在不同时段照亮我的笔墨征程，我便在写作的道上走到退休，还在路上。
深夜写作，窗外的月光洒在稿纸上，恍惚间，总觉得三位恩师就在身边。贺老师在钨矿的晨光里教我观察，王老师在师大的台灯下帮我改稿，邹科长喝着小酒与我畅聊人生与写作，爽朗的笔声还在耳边回荡。那些年他们牵着我走过的路，早已成了我笔墨里的养分，让我幸福地在文字海洋中遨游，而我的文字里，也始终有这三束光的温度。
这大概就是师恩的力量，并非教会你写多少字，而是让你永远相信文字有温度，有力量，有值得一生追寻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