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金狮

　　20世纪70年代，对每个年轻人来说，梦寐以求的是进工厂做工，哪怕是临时工，也是条谋生之路。1972年10月，经朋友介绍，我幸运进了涵江罐头厂，给生产组副组长柳奇山当助手，为他抄抄写写，汇总报表，值班电话。

　　进厂后，老柳对我的工作很满意。他甚至把一些上报申购设备、招收季节工的文件交我起草，把当月完成计划的报表付我向工业局报送。有一年正值蘑菇罐头生产高峰期，空罐车间生产的十余万个罐头盖却出现了油渍，用纱布擦不净，只能用烘干的办法，可厂里没有这种设备，只好向厦门罐头厂求援。老柳竟派我带司机许季春运送罐头盖去厦门，前后花了四天完成任务回厂，解了燃眉之急。又有一次厂里基建暂缺水泥，从军队转业的崔书记向驻军首长求助，依然是写了字条，派我带司机去后卓军部运回。

　　我渐渐地和厂里的所有工人混熟了，大伙儿也不把我当临时工另眼看待，想向他们借辆自行车回家也说得来，机修车间的一位老师傅还为我制作了一个热水瓶外壳和一架煤油炉。两年后，厂生产组办公室迁到财务组隔壁，而财务组从酒厂新调进一位出纳，也姓陈，晚饭后常与我一起到厂外散步，渐渐成了忘年交，若有空我也帮他分装工资。

　　有一天正是发饷的日子，大约上午九点半，老陈提着装钱的黑皮包回厂。办公室只有我一人，于是我俩关起门，开始按纸签上填写的金额分装钞票。我刚分装了十来袋，忽听门外有人叫我。我停下手中的活，开门出去与来人说了几句，随后进门继续分装。没过多久桌上的几大叠钞票就所剩无几，可还有10多袋没有装钱。打开黑皮包再找，取出一袋袋工资重新清点，依然是少了五六百元。老陈惊愕了，这室内只有我俩，钱怎么会少了？老陈疑惑地问我：“还有的钱是不是你拿了去？若家里急用，我会想法帮你。”我没料到会发生这样的差错，急忙分辩道：“我真的没拿，我不会做出对不起你的事。”说完把口袋里的所有东西都掏出来，把抽屉全打开。老陈看了看，又说：“你刚才出去是不是把钱转交来人？”来人已走，叫我如何回答？这时窗外有几位工人在问工资啥时候发，老陈心更急了，口气也趋硬：“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你还是快拿出来！”我纵有百口，口有百舌，也难以辨清。我的月薪三十元，五六百元我实在赔不起，就是赔得起，黑锅也背不起。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在没有水落石出之前，我俩都无法出去。眼看已过中午一点，厂里会计敲门进来问明原委。他取来算盘对着报表上的各栏金额逐一核实，最后发现有一个项目的金额漏取回来，造成了这场“冤案”与虚惊。真相大白后老陈连声向我赔礼道歉，又请我到街上吃午饭。此后我俩虽和好如初，但我再也不敢帮他分装钞票了。

　　我在办公室工作了两年多，忽然有一天，生产组组长老张通知解雇我，我真不知何处得罪了他。我最终明白了他是“派性”发作，看见我平日和“对立派”的职工相要好而顿生怒气。无奈我只得请朋友去说情。老张终于同意我复工，但须一个月后。

　　老柳是副组长，惹不起老张。我回厂后，他安排我到材料仓库当搬运工，主要是装卸马口铁。一扎马口铁重一吨，没有大吊车，无法“成吨的钢铁，轻轻一抓就起来”。材料仓库只有一台滑轮，用三根铁杆支架配成滑轮吊车。每当从运输车上起吊时，还须在套马口铁的铁索左右用绳子系住紧拉，以防止两边晃动碰撞，再不断拉动滑轮的链条起吊；把马口铁拉出车外后，又反拉链条慢慢放下，用三根铁棍垫底做滚轴，用一根铁棍撬着滚动前行进库。干这种活须小心谨慎，马虎不得。因我们四个临时工通力合作，从没出过事故。

　　在材料仓库干了几个月活后，蘑菇收购季节来临，老柳又派我去江口收购站当记账员，于是拿起算盘速成珠算。蘑菇收购结束后我回到厂里，老柳又安排我到配电室值班。我对电是外行，可工程师老林说，只要看电表指针正常，不超负荷发生跳闸就行，万一跳闸通知他处理，他就住宿在配电室。隔些日子，办事组的老李问我愿不愿到抽水机站值夜，可以加薪。挡不住诱惑，我答应了，便领了钥匙，卷起铺盖到厂外的抽水机站。

　　转眼到了1976年1月，在我为周总理逝世流下悲痛的眼泪不久，一天午夜，我在配电室值完夜班回到抽水机站，忽然看到大门的铁锁被人砸了，急忙推门进去，用手电筒一照，发现我所有的“家当”全被盗了，所幸的是机器完好无损，没有造成生产事故。我连夜向厂领导报案。厂方不负责赔偿我的损失，春寒料峭，次日我只好借钱去购置一床新棉被，算是白干了一个月的活。

　　基地组组长肖兰芳知道了我的情况后，把我调到基地组，还把他自己的房间让给我居住。我随基地组的几位职工去漳浦大南坂农场订购菠萝苗，后来又奉命单独到涵江公社、城郊公社调查奶牛的分布与数量，历经月余，绘制了一张《莆田县奶牛分布图》。此后不久，我往他处谋生。

　　恢复高考后，我上了大学，从此有了“铁饭碗”，不再颠沛流离。回想起那段打工的往事，真是“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