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健民

　　在大学里工作，最为惬意的是听到上课和下课的钟声。尤其在厦门大学，当钟声伴随着五老峰的风鸣和大海的涛声阵阵袭来时，我一下子就回到了大学时代。金声玉振，那是怎样的一列铿锵有力、穿云裂石的钟声，又是怎样地穿透心灵、盈盈于耳。

　　现在很多学校都不敲钟了，用电铃。电子那玩意儿比不上钟声的浑厚、深沉和洪亮。厦门大学至今保留着人工敲钟上下课的传统，敲钟人每天要敲19次钟，精确到秒，提醒学生起床、上课、下课。敲钟也有讲究，比如起床钟要敲得久，但不能急，以保证叫醒学生而不是惊醒。钟楼位于建南大会堂楼顶小天台上，300多斤的黑色铁钟挂在棚子下，当中悬着一个敲钟的大铁球。大会堂管理员黄坤贤和胡桂鑫夫妇，他们都是厦大的敲钟人，每天都要接受19次的时间考验。很难想象，一所立志要“走进世界”的大学，至今还保留着人工敲钟上下课的传统。

　　据载，厦大的钟声已经响了103年了。最早的大钟是校主陈嘉庚先生于1919年在老家集美打造而成的。即使抗战时期，厦大迁到长汀，也没有忘记把那口钟一起带着。

　　在钟声响起前的几分钟，敲钟人胡桂鑫已经在天台等候了。她戴上耳塞，抓住钟绳，然后盯着闹钟。当秒针与数字12重合时，她迅速而有力地一拉钟绳，深沉而又充满节奏的钟声顿时响彻校园。人们对敲钟人的印象，至今都还停留在《巴黎圣母院》的卡西莫多身上。可厦大敲钟人胡桂鑫十分活泼，习惯高声说话，这可能是敲钟人的职业习惯。她说：“钟很重要，它是传统，钟声代表着厦大。”

　　曾求学于厦门大学外语系的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曾经在《浪子回头》里回忆了他脑海中的厦大钟声：母校的钟声悠悠不断，隔着一排相思树，淡定的雨雾，从40年代的尽头传来，恍惚在唤我，逃学的旧生，骑着当日年少的跑车，去白墙红瓦的囊萤楼上课。

　　厦大的钟声是有仪式感的。仪式感不是别的什么，它是一种态度，更是一个传统。钟声一敲，同学们鱼贯而入教室。我曾经就读于厦大中文系，中文系被称作是“一条撒满钓饵的河”。钟声响起之后，在浅滩或河边，教授和讲师正在撒网，网住的鱼儿一上岸就当助教，然后当屈原、李白的“导游”，然后再去撒网。中文系的师生是一群要吃透《野草》和《花边文学》的人，他们把鲁迅存进银行里吃利息——这就是中文系的仪式感。

　　钟声有仪式感，读书做学问同样有。一位女教授在推荐塔克曼的《做新闻》一书时说：“就我个人的经验，第一次细读这本书，需要陌生化，需要仪式感，需要像现象学那样，悬置一切判断，回到作品本身。在一种放空的状态中，认真地和一本书相遇；以一种放空的心情，来看每一行字，思考每一行字。”这种仪式感就如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卡西莫多，也如厦大的敲钟人胡桂鑫，他们都把美视为世界的终极意义，把准时当作世界的终极理想。

　　住在厦门大学校园内，每天早晨还能听到校园边上南普陀禅寺的晨钟。我一直认为，宗教的钟声是具有神性光环的，并且具有神圣的仪式感。梵钟法鼓，对于我们都是一种殊胜的缘分。《文史真经注》有言：“钟鼓无我，能见大音。”寺院的钟声彰显了佛家“大音希声”和无我的境界。每每读张继的《枫桥夜泊》，那一句“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流水钟声，是那样的令人心境平和。这首千古绝唱，曾使无数文人雅士为之魂牵梦萦，也是普通百姓的心向神往。

　　在厦大校园里，钟声一敲，我都会感恩和激动。那种对于时间的坚守，实际上是对生命的热爱。时间在这时候突然全部活了起来。“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在钟声敲响之际，时间这条神奇的曲线，正在构造出教室里那些知识的突围，同时构造出我们生命的样式。

　　钟声是飞飏的，然而钟的生命在于凝固，在于稳定，在于“重”。“锺”字被简化为“钟”，似乎就失去了重量。学术大师钱锺书先生坚决不用“钟”字，我想这个“钟”字可能是打乱了他的恒定的思想秩序，也多少干扰了他的学术意义区域。

　　小时候，爷爷教过我一副对子：八刀分米粉，千里重金锺。

　　这是把汉字的“粉”和“锺”拆开来，就像是一种解构。有时我会去猜想，仓颉造字究竟象征了什么？任何字符的拆分或解构，都可能表明形式的转换和改造，然而正如这个“锺”字，它的形式的意义就在于表达了物体的具象，也表现了我们的生活。

　　这样说可能就过于学术化了。钟声一敲，该上课的上课，该下课的下课，你记住的永远是时间。在这所研究型985高校里，你还能辨别出敲钟人敲的哪一声是学术的，哪一声不是学术的？

　　有位女教授曾经对中年油腻男作过一段描述：“喝茶就喝茶，硬要大讲茶文化。想起某位非要教我怎么喝茶的男同学，我这种史湘云类型的女性，不会羡慕妙玉的高雅。”——这，似乎也是敲响了一记什么钟？

　　钟声一敲，我们该干嘛干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