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刀

　　1926年冬，中国平民教育协会准备离开北平前往200多公里外的河北定县。在火车站，面对行色匆匆的平教成员们，有着民国“副刊大王”之称的孙伏园揶揄大家是“一群穿着长衫戴着眼镜的苦行僧”。尽管这些平教人士才高八斗，许多人原本拥有相对优越的工作环境，但他们毅然放下身段，投身到平民教育事业中，最终奠定了后来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平民教育“定县模式”。

　　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三人被称为“民国乡建三杰”。晏阳初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平民教育事业经历了一战中国民工群体的成功试验，后在国内播种发芽，再又输向国际的边试验边发展路线。他一生致力于推广平民教育，受到国内外多位政治要人的高度评价，一些知名人士纷纷采访他，像《红星照耀中国》作者埃德加·斯诺称他是“一位有独创的教育家”。在中国生活了近40年的美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则认为晏阳初“在世界黑暗之处点燃了一盏明灯”。

　　家乡人为家乡人立传，这是中国乡土文化的特色之一。在这本45万字的文学传记中，作为晏阳初地道巴中老乡的苗勇，充分发挥了从小生活在巴中，对巴中风土人情熟稔的优长，成功再现了晏阳初童年和青少年的成长经历。特别是跋山涉水求学那段，融入当地“背二哥”文化后，意趣横生。

　　一个积极上进的人，常常会像一块磁铁，吸引许多“贵人”热情相助。晏阳初的家庭经济状况并不宽裕，不足以支撑他的漫漫求学路，然而，他勤奋学习、不断进取的精神吸引了一路的支持者。从巴中到成都，再到香港，直至耶鲁大学，每一次似乎到了山穷水绝的境地，每一次又都柳暗花明，迎来转机。挫折从来没有压倒过他，后来从事平民教育事业同样如此。面对资金短缺、人才匮乏、场地问题、民众初期的抵触情绪以及一些人的质疑等种种看似无法克服的困难，晏阳初总是凭借其非凡的个人毅力和魅力，一次次地克服了这些障碍。

　　河北定县平民教育无疑是晏阳初事业的一个分水岭。当初平民教育协会从条件相对较好的北平来到定县时，才真正发现当地不仅一穷二白，而且封建思想浓厚，不少百姓对新知识存在本能地抵触。由于条件太过艰苦，“几个月下来，有将近三分之二的人，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了定县”。晏阳初充分认识到中国农民有“愚、贫、弱、私”四大弊病，为对症下药，除了基本的文化教育外，他们还从生计、卫生、公民等方面入手，对乡村进行全方位改造。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之所以能够取得斐然成就，与他从一开始的高起点密不可分。他身边汇聚了大批海外留学归来的学者，如熊佛西、瞿菊农、冯锐、陈志潜、汤茂如、李景汉、陈筑山等人都是从美国、日本等留学归来的博士或硕士；还有国内出类拔萃的知识分子，如有民国“副刊大王”之称的孙伏园，北平协和医学院高才生姚寻源等人。此外，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熊希龄的夫人朱其慧被晏阳初倡导的平民教育事业所打动，毅然辞去了全国妇女联合会会长与全国红十字会会长的职务，全身心地投入到平民教育事业中。

　　值得一提的是，如此众多的优秀人才之所以愿意汇聚到晏阳初的身边，背后支撑着他们的是一个共同的坚定信念。这个信念就是通过平民教育来改变中国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提升民众的知识水平和生活质量。这种信念不仅凝聚了团队的力量，也成为了他们在面对种种困难和挑战时永不言弃的精神支柱。他们的努力和奉献，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平民教育的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