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监察御史历史长河中，对于一个非中原地区的地级市，莆田能够查出有史料可考证的御史200多名，是个少有历史现象。”北京师范大学G20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研究员陈雷在参加莆阳御史文化新闻沙龙时表示，研究以蔡襄为主要代表的莆田籍御史群体现象，对于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士大夫精神，尤其是其中的“家国情怀、责任担当，厚德载物、刚直不阿，清正廉洁、安贫乐道”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沙龙上，陈雷以《从莆田御史群现象，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与传承》为主题，从“由历史层面简要回顾具有中国特色御史监察制度”“莆田监察御史群现象的形成”“御史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三个维度出发，引经据典、旁征博引，进行交流分享。

　　“在古代，‘御史’中的‘御’本义是驾驭，引申为代表了国家最高统治者君主个人拥有和占有之意；‘史’就是史官，也就是记载君主言行，掌管国王身边相关事务的官员。后来，皇帝经常通过御史了解各方面与全国各地方的情况，又依靠御史监督中央与地方官员，专责纠察官邪、肃正朝纲。”陈雷介绍道，自秦朝开始，御史正式成为专责御史监察的官职，负责监察朝廷官吏，一直延续到清朝。在秦汉时期中央政权体制里，皇帝之下设立了“三公”体制，即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其中御史大夫就是制约和监督丞相、太尉依责履职。

　　“莆田监察御史群现象源于唐朝末年‘衣冠南渡’，代表人物是唐末宰相翁郜，官拜御史大夫，为中央监察机关的最高领导人。”陈雷说，宋代形成了以文人治国政治体制，科举制度使平民百姓通过考试入仕改变人生命运，擅长读书考试的莆田籍官吏“井喷式”地呈现在历史面前。自唐至清，莆田产生了2482名进士、246名御史、21名状元、17名宰辅。

　　作为北宋著名历史人物，蔡襄是莆田籍御史群的重要代表。史书称蔡襄“在朝为谏官时，以直言著称”，被誉为“昭陵贤御史”，且“精于民事，吏不敢欺”。他在台谏任上直陈时弊、无所回避，支持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提出择官、任才、去冗等改革方案，为日后王安石变法打下基础。

　　“御史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士大夫精神也体现在御史文化当中。”陈雷认为，御史文化最突出的有三点：

　　一是“家国情怀、责任担当”。家国一体的意识，意味着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体现在把远大理想与个人抱负、国家兴盛与人生追求高度契合；家国情怀中包含责任担当意识，古人有“知责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责任者，大丈夫之终也”之说，将知责尽责、责任担当作为家国情怀的内核和精髓所在。

　　二是“厚德载物、刚直不阿”。厚德载物，既是古人所追求的高尚精神境界，也是悠久中华传统文化所倡导的美德。古人认为应把立德修身与“为政以德”、治国理政的理念紧密联系在一起。御史弹劾对象是权贵大臣，监督对象甚至包括帝王，这就决定了御史必须“特禀刚毅之性，内怀骨鲠之操”，且嫉恶如仇、公正无私。

　　三是“清正廉洁、安贫守道”。清正廉洁，意味为官应当正直、清廉无私，基本要求是品行端正、洁身自好，做清廉之人，行廉政之事。安贫守道，意味着尽职尽责、甘于奉献，乐于为苍生谋福，为社稷、国家服务，具有不惜牺牲自我、家庭，甚至个人生命的思想准备，并且甘于过清贫的日子。清正廉洁、安贫守道，体现了御史傲骨与凛然正气，是御史追求、遵循和坚守的道义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