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健民

　　人是语言的囚徒，语言是思想的边界。我们的汉字多是方块字，多具多重性和多义性，而且组词能力超强，从而导致汉语成为一种过分灵活的语言——这就是汉语特有的功能。时常听见有人责怪：你会不会说话？

　　比如开会，开会就必须说话。坐在台上，用俯视的目光打量着台下黑压压的一片，然后拍一拍麦克风，开始抑扬顿挫咿咿呀呀地发号施令。听了半天，还是不知所云。一位学者在散文里写道：某官员念稿子，读到“印度尼西亚”几个字，愤愤说了一句：“印度”就“印度”了，还什么“尼西亚”！三八妇女节时，某官员在台上拉长声音：“全体妇女站起来——”台下哗啦啦地站起了一片。他翻过一页稿纸，连忙摆摆手：“请坐下，请坐下，这里还有个‘了’字——全体妇女站起来了！”最为难堪的是，某个官员竟然将秘书写在稿子里加上括号的提示语，照本宣科地读出来：“——提高声调，此处可能会有掌声……”

　　有个官员念稿子，稿子里有一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官员照着稿子念下去，当读到“炮”字，必须翻页。两张纸不知怎地就粘连一起了，他用手指头抹了抹口水，终于翻过去了，两只小眼一瞪，吼出一句：这么久才“响”！

　　再随便举两个现实中的例子：

　　一老头给儿子买房子，去现场办理分期付款手续。银行业务员说：“先生您是季付，还是月付？”老头一听火了：“我不是继父，也不是岳父，我是他……父亲！”于是业务员就在申请表格“一次性付清”上打了个钩。这是语音的误会。其实，人与人之间的许多误会，往往在于以为对方听懂了。

　　一位大妈上公交车，投了一块钱。司机说：“两块。”大妈：“是的，凉快。”司机：“空调车两块。”大妈答：“空调车是凉快。”司机：“投两块！”大妈：“不光头凉快，浑身都凉快。”说完往后头走。司机：“我告诉你钱投两块！”大妈：“我觉得后头人少更凉快。”司机无语，一车人都笑倒了。

　　这些都是语言的误会，属于沟通不到位，情有可原。然而，现在我们时常听不懂一些话了，特别是某些“砖家”的话——

　　失业不叫失业，叫“慢就业”，或者叫“灵活就业”“摩擦式失业”；

　　穷人不叫穷人，叫“待富群体”；

　　啃老不叫啃老，叫“全职儿女”；

　　下降不叫下降，叫“负增长”；

　　油价便宜了几分钱，叫“大降”，涨了几毛钱，叫“微涨”；

　　股市里5000只股票，如果4000只下跌，就不叫下跌，而要说：超过1000只股票“大涨”。

　　一般人的逻辑是面对问题然后解决问题，而我们的“砖家”的语言逻辑是直接修改问题。

　　汉字的多重定义以及超强的组词能力，也导致汉语成为一种过分灵活的语言，为玩文字游戏留足了空间，但把自己的文化搅浑了。那些所谓的“砖家”尽是发明一些模糊不清、没有具体定义和标准的词汇，然后随时去变换适用领域和适用空间。

　　汉语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文化属性，这种属性也常常被扭曲或者歪曲，甚至改变属性。比如说，损失了钱财叫“破财消灾”，摔碎了东西叫“岁岁平安”，经历了生命危险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总之，任何苦难都可以用一套高超的自我麻痹技巧，通过诡辩去美化或者歌颂。这本质上就是给自己蒙上一块遮羞布，自欺欺人。

　　马克·吐温说过：人类是唯一会脸红的动物，或是唯一该脸红的动物。汉语的功能被那些“砖家”乱用一通之后，他们感到脸红了吗？

　　我们对于汉语的运用，经常就出现了某种“理性”或“非理性”的“主体间性”。有位法官如此形容自己的职业：“法官就是生活在原告和被告双方的谎言之中。”此话是否合理，暂且不去作出评判，我只觉得任何语言，一经“主体”那种“间性”般的运用，其结果往往是隐藏了某种一语成谶的魔力乃至诡异。

　　在日常生活里，吵架是常有的事。争吵之中，那“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的语言之流，或滔滔不绝，或口若悬河，或能言善辩，或巧舌如簧，都出自语词的迅速组织和无形无质、随风而散的抵达。罗兰·巴特曾经把夫妻吵架当作某种口头的性虐待行为——“一种没有受孕风险的交欢”。这种形容，比起说夫妻吵架是寂寞难耐或牙根发痒，显然更有意思。

　　语言在本质上就是“会说话”，“会说话”的人一定是聪明的，他们才是语言意义的领袖。李叔同一入空门，便彻底断了尘缘，法号弘一。某日，夏丏尊见到弘一，脱口就喊：“叔同！”弘一平静而认真地回答：“请叫我弘一。”显然，“李叔同”已经成为前尘中另外一个人。弘一的平静，不仅仅是语言的成熟，更是他心智的成熟。

　　汉语是静谧的，然而“静谧中的激情”正是汉语魔力的存在。《红楼梦》里，贾母因为贾赦看上她的贴身丫鬟鸳鸯并想纳其为妾而非常生气，虽然探春过来解围，但气氛依然尴尬。这时凤姐说了：“哎呀，老祖宗，这就是你的不是了，谁让你把鸳鸯调理得跟水葱似的。我要是男人，也想要呢。”贾母笑了：“好啊，你就带了去，给琏儿得了。”凤姐回道：“他可不配，只配我和平儿这一对烧糊了的卷子和他混吧。”——这就是凤姐，不唯唯诺诺，也绝不吃亏，她的智商和自信决定了她的语言底气。

　　末了，我想引用福柯的一句话：“话语是一种权利，不是我在说话，而是话在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