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农

　　2020年暑假，母亲正在做一个“莆仙戏艺术家口述史”的科研项目，但苦于工作忙碌、人手不足，项目进展缓慢。那时我刚入职仙游县莆仙戏创作室，便帮忙做一些文字校对之类的工作，后来也跟她一起去几位受访老师家里，帮忙做采访录音。

　　7月，烈日下的仙游酷暑难耐，驱车前往怀兴老师家的路上，我见到一对因为剐蹭破口大骂的司机，见到一群站在树荫下锯断树枝的林业工人，见到无数行色匆匆却都如我一般不知去向的路人。焦灼的大地炙烤着世上的每一个人，暑气蒸馏出汗水，沉淀下来的却是焦虑和彷徨。

　　怀兴老师家住在八二五大街边的一个小山坡上，我们把车停在坡下，穿过一条长长的林荫路，一门一户地寻找着怀兴老师留下的门牌号。还好有这条林荫路，我们身上的暑气似乎消解了一些。燕英师母远远地就看到了我们，招呼我们过去，怀兴老师那时腿脚已经有些不灵便了，他站在家门口的院子里迎接我们，身边是繁茂的花草和一小片葱茏的菜地。

　　怀兴老师家是20世纪90年代的自建房，一层是客厅，没有空调，只有一架小电风扇在支悠支悠地转着，但我们坐在客厅里却已觉得凉爽。燕英师母拿着一个老式的红色热水瓶为我们泡茶，母亲提及我也开始学编剧，我有些脸红，怀兴老师却相当惊喜。怀兴老师说他就是在仙游县莆仙戏创作室工作，一直到退休，这样一说，他也就将我认作亲近的后生，开始向我介绍国内外的戏剧大家，建议我多亲近剧场、亲近舞台，同时也说了一些很具体的学习途径和学习方向。他说写戏要吃透“两头”，既要学民间的，也要学西方的；他说写戏一定要“旧瓶装新酒”，戏曲是古老的，但你表达的思想内容一定要是新的；他还说，写戏最重要的是要有激情，要自由，不到非写不可的时候就不一定写……现在想来，怀兴老师说的都是写戏最根本的道理，但是当时的我却听得懵懵懂懂。

　　闲聊一阵以后，怀兴老师说：“楼下热，没有空调。我们到楼上。”于是我们移步二楼，来到他的房间里。他的房间不大——其实本来可能挺大，但两面墙上都是书，还有小半面墙是各种各样被堆叠在一起的奖杯、奖状、聘书，挤一挤就显得房间特别小了。当我们都坐下，开始听怀兴老师慢慢说起他的孩提时期。怀兴老师从他爱讲故事的爷爷说起，说到他被大水冲走的叔叔；从他因意外痴傻的三弟说到他早逝的母亲；从他去当兵说到退伍，再说到无比坎坷的求职之路。在采访中怀兴老师几度哽咽，说起母亲和三弟甚至痛哭失声，难以继续。我们每个人眼里都噙着泪水，无法想象他是经过了怎样的痛苦折磨才有今日的成就。但是这一切痛苦，似乎都随着他开始尝试写作而发生了隐秘的转变。他说：“我在榜头农中工作时，认识了一个民办教员叫陈纪炉，后来听说原来陈纪炉的父亲就是戏剧大师陈仁鉴，我知道后就赶紧问他父亲的情况……”

　　1972年，24岁的郑怀兴，拿着自己写的小戏草稿，在南溪小卖部花了两毛钱买了一斤“光饼”，去拜见时年59岁、因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而困守陋室的陈仁鉴。两代戏剧大师以这种极具戏剧化的方式会面了。之后怀兴老师写的小戏《挡马》《嫁妆》一经演出广受好评，紧接着《遗珠记》获得福建省现代戏调演剧本一等奖，《新亭泪》更是一炮而红，拿下了全国最高奖——“全国优秀剧本奖”。

　　“我多次说，在我最艰难的时期，是莆仙戏给了我出路。”在采访的最后，怀兴老师这样说道，“写戏刚开始是为了糊口，后来成为我灵魂的需要。我很感谢莆仙戏的戏神，我命中注定，这一辈子只干一件事——编戏。”

　　写到这里，我想起2018年采访黄宝珍老师的时候，她也曾说过类似的话。黄宝珍老师一开始是为了吃饱饭才进戏班做演员的，但后来莆仙戏改变了她的命运。她三次寻死，三次能活下来，都是因为莆仙戏。她曾说：“我生是莆仙戏的人，死是莆仙戏的鬼。”那年我22岁，大学还没毕业，完全不能理解莆仙戏何以让人生，让人死。回家整理录音的时候，我又惊奇地发现姚清水老师也说过一模一样的话：“我已经从艺整六十年，整整六十年，我就‘吊’在莆仙戏这一棵树上。我一生就做这一件事。”

　　人为什么能一生只做一件事呢？人为什么要一生只做一件事呢？离开怀兴老师家之后，汹涌的暑气再度向我袭来。我在编剧的职位上，却写不出什么好戏，我的人生忙碌、焦虑却漫无目的，而这些受访的老师，他们何以历经风雨却热情不减、生机勃勃？

　　不久之后，姚清水老师的《状元与乞丐》复排上演，说来惭愧，那是我第一次走进剧场，完整地观看一场莆仙戏。原本我只是想简单了解一下莆仙戏的样貌，没想到走出剧场的我久久不能平静。《状元与乞丐》对人生真理的揭示、剧中人物对命运的抗争以及古老的艺术程式让文字与思想“复活”，这一切都在强烈地震撼着我。回到家以后我翻出爷爷的剧作《魂断燕山》，我知道这部戏也得过“全国优秀剧本奖”，但我却没有看过。看完之后，我感觉都快不认识我爷爷了。从小我只知道他每天会给我一块零花钱，一开始写作就会忘了给高压锅关火。我不知道他其实也是掌握着文字和艺术秘密的人，他也是能用最简单、柔软的文字写出最有力量的作品的人。

　　爷爷常引用我国戏剧泰斗郭汉城先生的一句话：“莆仙戏的价值等同于中国文化的价值。”他说许多听到这句话的人，都觉得郭先生太夸张，言过其实了。他说不怨他们听不懂，听不懂是因为他们尚未被“文化”所“化”。“文化”这两个字人人都认得，拆开来看却好像陌生了：“文”，是文字，是文本、文体和文学，也许还包括了让文字具象化的艺术。那么“化”呢，是变化、转化、潜移默化，或者另一个词——“度化”？文学和艺术将人从虚伪中拯救出来，将人从庸俗、愚昧、困顿、迷惘中度化出来。莆仙戏是以其古老程式将文化思想具象化的艺术，我们采访的每一位莆仙戏老艺术家，他们似乎是将终身都献给了莆仙戏艺术，但实际上，又何尝不是莆仙戏艺术还给了他们完整而幸福的一生呢？

　　2024年12月13日，在怀兴老师逝世一周年之际，一本纪念他的文集在仙游县文庙发布了。这是一场发布会，更是一场追思会，我全程站在门边，静静地听着与会的领导老师和专家学者们诉说他们对怀兴老师的追念。与怀兴老师的相遇、与戏剧相遇、与艺术相遇，每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但其实又都一样。文化和艺术平等地爱着每一个来敲门的孩子，再慢慢地陪伴他们步入花甲耄耋。就像一个永恒的摆渡人，护送我们经此岸而达彼岸。怀兴老师曾是敲门的孩子，后来是德高望重的老人，现在他已经是摆渡人中的一位，永远地为每一位后来人指引着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