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智勇

　　我对葱饼最初也是最美好的记忆停留在它还是五分钱一个的年代里。

　　祖母那会是龙坂小学的炊事阿姨。年轻的老师叫她阿姨，同辈的直呼其名，也有一些实习生叫她“老师”。那时学校里的气氛是真好。

　　没有莆仙戏演出的时候，葱饼摊常年就支在供销社前，挨着学校。有时放学，祖母会从口袋里摸出五分钱——那个年代最圆最大的硬币，正面稻穗、背面国徽——这是我如今对它的回忆——但在那时，它统统自动幻化成一个葱饼的形状。

　　祖母说，阿蜜啊，爱吃葱饼不？她拈着硬币俯身在我眼前转来转去，银光闪烁。

　　我一把撸下硬币，转身跑去葱饼摊的路上已是口水满溢，任由铁皮文具盒在书包里晃荡得啷当作响。

　　隐约听祖母在背后说，慢点啊，又不会被人抢了去。

　　葱饼摊用的是柴火，也可能是蜂窝煤。黑黑的大铁锅里全是油，滤网遮了三分之一锅身，生意差的时候上面是一排蔫不拉几的葱饼，东倒西歪，好像站累了。锅里死油微澜，摊主春玉早就跑到边上跟人聊天去了；生意好时，滤网上空空如也，锅里沉浮着色泽不一的葱饼，往往是等得人心焦，葱饼还不见焦，春玉两支铁勺左支右绌，都腾不出手找钱，更别提擦汗了。

　　年瞑光景，葱饼摊生意好。阳光灿烂，一群孩子围在灶前，盯着锅里，一边压制上涌的口水，一边屏息比对哪个葱饼大些。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攥紧手里的钱，大人一再吩咐的。

　　放学的时候，葱饼摊生意通常不好不坏。滤网上一两个，还算丰满，锅里也浮着三四个，春玉就炸得不疾不徐，慢条斯理，一勺一勺地从桶里舀浆，磕铁模上，铺匀，再缓缓探进油锅里。使葱饼鼓胀的最好方法就是往上浇油，一遍一遍，葱饼就像打了气般鼓起，浮在油上，金黄焦脆，仿佛蓄满了全世界的香气。

　　没有油纸袋，也没牛皮纸，那时对付刚出炉的滚烫葱饼，就是拿根细竹签扎着，带走。看着饱满金黄的葱饼被一竹签扎破，真是泄气。仿佛最巅峰的颜值一下就衰了。

　　我从不舍大口吃葱饼，总是先把圆边的硬巴一口一口咬破，分出两片，浅灰的内里厚薄不一，满是褶皱，似乎每个孔洞里都往外冒出扑鼻的香气。真不忍一口吃完它啊，总要咂摸良久，吮指回味。如果透过遥远的时空回望彼时有人像今天这样两三个叠在一起大口大口地吃，我一定认为他是龙坂村首富。

　　戏棚前也是葱饼摊的根据地之一，跟卖糖葫芦的、卖橄榄拖的、敲糖块儿的挨在一起。不用吆喝，它是戏台外最显眼的光亮，不光是火光，还有香气。我们总能循着香气找到它。

　　许多年后，我第一次在侨中循着香气吃到围墙外的海蛎饼，便觉得它是葱饼的变种，似曾相识又相去甚远。想起小时偶有阔绰的大人带着自备的花生米和瘦肉，交代春玉掺在白浆里，炸出专属的超级豪华葱饼。我吃过一次，好吃固然好吃，总觉得过于奢侈，肉应该用在更适合它待的地方，而非锦上添花。光白炸的葱饼能常吃就不错了。我觉得葱饼要比海蛎饼耐吃。海蛎饼太花哨了。

　　再许多年后我跑了滴滴，漂泊中三餐不定，但尝到地方小吃的机会也多。吃过永泰的葱饼，厚度个头没的说，香气大不如。也吃过泉港的浮粿，感觉就是样子有点怪佝偻着的海蛎饼。至于莆田市区外形酷似葱油饼的“油舌”，居然是甜的，里头还有馅，简直就是拍扁了的马蛋。

　　论好吃，还得是家乡的葱饼。这既是某种偏见，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如今，炸得原汁原味不多见了。以前城南工会大厦后的榕树下有个老大姐炸得挺地道，每个早上，总有买葱饼的人一订十几二十个，早早交了钱，排在灶边，一边提防插队的人，一边讲着新闻。一个说，我排这长队就是买回去给我女儿吃的呀，昨晚厦门刚回来，被窝里爬不起就只惦着这个。另一个说，我也是，儿子在福州回来的路上……后来，这个葱饼摊几乎快发展成相亲角了。

　　在注重养生的年代，油炸之物被列入不太健康食品清单，认为它是“三高”的元凶之一。想想人生真是苦逼，当你可以百无禁忌吃它时，你吃不起；当你吃得起它时，它又似乎浑身是刺，入口总得掂量掂量。

　　春玉年纪大了，好像也不再摆葱饼摊了。反正回老家几次没再见到。但还是有其他人在摆的，它是早餐的一部分，烟火气的代言点之一。乡下葱饼要便宜些，溪口老剧院前一块钱三个，我今早刚吃到，价格惊艳，我简直想批发一箱去卖了。

　　如今我差不多活到了祖母当年炊事学堂的年纪。偶尔驻足葱饼摊前，火光中还会映出她的脸。她从褡裢似的口袋里挖出一枚硬币，对我说，阿蜜啊，拿去买个葱饼吃吧。